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2月15日表示，我国应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以应对潜在增长率低带来的挑战。（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在京共同发布《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蔡昉在蓝皮书中撰文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然而，多年来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对何时放开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后是否引起人口激增、中国的TFR是否会迅速上升等问题有所担心。

蔡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

“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蔡昉说，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

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即一旦TFR（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警戒水平就很难反弹。

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对此，蔡昉认为，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政府应该尽快从现有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同时，通过微观调查，跟踪典型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而根据人口发展现实及时调整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蔡昉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介绍，根据社科院的测算，如果从目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假设TFR为1.6）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甚至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假设TFR能够达到1.94），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的短期“负效应”最多达到0.2个百分点，但是产生的长期“正效应”却能达到0.4~0.5个百分点。

陆旸说，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在短期，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放松生育政策不仅不能提升潜在增长率，反而会因少儿扶养比的上升导致资本积累放缓，最终使潜在增长率低于基准情景。

“当然，短期负效应非常微弱。”陆旸表示，此外也必须认识到，即使进一步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即使放松生育政策也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

我国正逐步踏入人口老龄化通道。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低于4%。这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巨型经济体来说无疑是很严峻的挑战。

蓝皮书介绍，在面对经济增长率快速下降时，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与此后的经济表现却大不相同。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放缓是供给因素变化所导致的潜在增长水平降低，而是错误地将政策投入到短期需求因素上。最终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实体经济泡沫持续膨胀，对于日本的影响则是“失去的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二十年”。

蓝皮书表示，日本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如果从需求因素入手则是“南辕北辙”，反过来还可能伤害潜在增长率。

(编辑:明智)